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曲阜汉代画像石刻浅析

作者:孔祥俊 发布时间:2016-08-12 点击数:

曲阜汉画像石刻在全国汉画像石四大区(以齐鲁文化为基础的山东、苏北区;以周秦文化为基础的陕北区;以楚文化为基础的南阳区;以巴蜀文化为基础的四川区)中最为丰富多彩。山东曲阜计有100余石,主要来源于曲阜城区及各乡村汉代出土的墓室壁画。曲阜是儒学的发源地,衍生于齐鲁这块浸透了伦理政治型的文化精神土地,其形制题材和风格不可避免地带有浓重的社会性色彩,也就决定了汉画像石刻更为崇实、古朴、典雅、自然和内容的丰富广博。它对研究我国汉代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和艺术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。本文就曲阜汉画像石刻的内容、历史价值和艺术特点试作浅析论述。

一、汉画像石刻流行的社会背景

曲阜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。据史书记载:黄帝生于寿丘,炎帝迁都曲阜,少昊建都曲阜,舜作什器于寿丘……中国历史进入文明阶段以后,曲阜在商代为奄国,并一度成为商代南庚、阳甲、盘庚三王的首都。周代为鲁国都城,鲁国属于封国制,待遇优厚,礼乐文化发达,誉满天下。两汉先后为鲁王、东海王国都,儒学之昌盛,名扬海内外。汉代初期,汉王朝实行的郡国并行制,这是一种郡县制和封国制相结合的混合制政体,公元前154年,刘启徙封其子刘余为鲁国,史称恭王,恭王好治宫室,在鲁国建起了规模宏大的王宫灵光殿。东汉时期刘秀为了限制宗室诸王的势力增长,大多数封王虽有封地,却只能收取地租,而无权治民,封国内的各级官吏都由朝廷任命,由此鲁国就形成了两套政权机构,这些达官贵胄的日常生活、墓葬都是非常豪华的。汉画像石刻的产生与流行,是和汉代社会厚葬习俗分不开的,厚葬习俗所形成的社会厚葬风气,奠定了汉画像石刻流行的社会基础。

二、汉画像石刻产生的自然条件

曲阜处于鲁中南低山丘陵与鲁西平原的交接地带,百余座山头绵延在北、东、南三面的边境线上,多以裸露的石质山岭为主,适宜开掘石料和开凿山洞,这就为汉代依山凿洞提供了天然条件。1970年发掘的九龙山汉墓群,就是依山凿洞的汉代诸鲁王墓葬处。同时也说明了冶铁业的巨大贡献和作用,汉代曲阜的冶铁业非常发达,现已发现的冶铁遗址有三处,从汉代墓葬里出土的铁制品有剑、铁斧、铁钱、剪刀、铁壶、犁铧、销、锛等,目前曲阜发现的汉代墓葬,有一定数量的铁质剑和犁铧出土,说明当时对铁料已经不太吝啬了。冶铁业带动了手工业和农业的发展,加之曲阜北接华北平原,气候温润,肥沃的土地有利于农耕经济的发展,为官僚地主奠定了物质基础。鲁国境内大部分地区地势平坦,是以农桑为业、阡陌为疆、重农抑商、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。这种农业经济的发展加之时人重孝信鬼,迷信成仙,提倡厚葬,一些达官贵胄、官僚地主为自己建造了富丽堂皇的墓室,墓室石壁的坚固性,画面保持的耐久性,颇能满足汉人厚葬的欲望(例如徐家村汉墓、韩家铺汉墓、九龙山汉墓等),同时也给石匠们提供了用武之地。

三、汉画像石刻内容的表现形式及社会根源

汉代居于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与阴阳五行、谶纬迷信交织在一起。儒家重孝的思想突出地表现在“世以厚葬为德”的社会风气。两汉时期的厚葬风气极浓,而曲阜又是儒学的发祥地,从春秋到战国之际以讫于汉,一直是儒学兴盛地区,孔孟之道成了思想上的上帝,孝亲尊化成为社会伦理的皇冠,厚葬之风与地主阶级追求长生不老、羽化升仙的迷信思想相糅合,成为画像石刻盛行的文化思想基础。成神成仙浸透着时人的灵魂,达官贵胄从儒家的“孝悌”中寻找历史理论根据,儒家的“孝,就是生,事之以礼;死,葬之以礼;祭之以礼” ,“三年无改于父道。”儿孙们便极力模拟阳宅建筑而大造阴宅坟墓,以争得孝道美名。其实孔子是反对厚葬的,子曰:“丧,与其易也,宁戚。”他认为内心的悲伤比表面上的排场即厚葬要好。据记载,孔子父亲先母亲而逝,孔子将父母即合葬于防山曰:“吾闻之,古也墓而不坟,今丘也,东西南北之人,不可以弗识也。”于是封之,孔子先回,门人返,雨很大,孔子问为何来迟,门人说防山墓被雨水冲了,孔子泫然流涕曰:“吾闻之,古不修墓。”这说明汉画像虽然是从内容上体现了儒家传统的祖先崇拜观念,以“仁”为核心,以“孝”为先的伦理观念,但厚葬之风的根源应是社会上的流行升仙思想。

四、汉画像石刻的分类

曲阜汉画像石石刻分为石仪、石阙、画像石三部分。画像石刻是汉代的墓室、祠堂、阙等石质建筑构件上的雕刻装饰,因它是刻在石头上的图像,因此称之为画像石刻。曲阜汉代画像石多出自墓葬中,孔庙神袍内收存的汉代画像石刻有100余块,分别出土于曲阜的南辛、董家庄、孔林、梁公林、徐家村、张家村、韩家村、旧县、西颜林、于家村、鲁贤、大峪等地。这些画像石,既粗犷奔放,又精雕细琢,内容丰富,题材广泛,具有较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。

石仪:石仪是墓前的装饰物,始于秦,据《三辅黄图》记载秦代营建骊山陵园时,曾雕刻一对高三尺的石麒麟,开后世陵前营建大型石兽之先河。孔林有石兽2尊,现存曲阜汉魏碑刻陈列馆,其一残高19.5米,其二残高1.82米,两石兽作拱前状,昂首直视,雕刻造型简洁,风格古朴。尤其是那作弧形状的长尾撑住地面,大有用力一蹬而起之势。汉代艺术家们凭借丰富的艺术想象力和简洁明快的艺术手法,着力刻画了石兽的头部和矫健的身躯,特别是撑地的尾巴和两条腿形成了三个支点,显得更加稳健。

石人:东汉时期,出土于曲阜张曲村。二尊,站立姿态。其一高2.2米,胸围2.45米,戴帻,双手执篲,胸腹阴刻篆书“府门之卒”四字。其二高2.54米,胸围2.9米,戴冠长衣露足,拱手立,腰间佩剑,胸腹间阴刻篆书“汉故乐安太守麃君亭长”10字。二尊石人从雕刻技法上都是立体圆雕,充分体现了东汉时期的古朴风格。

石阙:“阙”是古代宫阙、门阙、墓阙等封建社会象征地位的标志,是一种特殊的雕刻艺术。现存三组,均是以方形石块垒成,上覆瓦垅形方顶。一组五石,高2.2米;一组六石,高2.6米;一组四石,高1.35米,石块周围阴刻人、兽、神等,均为汉代早期作品。阙是古代置于门外的建筑,它由基座、阙身和阙顶三个部分组成,形体组起伏有韵律,房顶的阙顶有小鸟展开的翅膀,富有升腾感,造型优美,阙身上布满高低不等的浮雕。

画像石:画像石是汉代人雕刻在墓室、祠堂四壁的装饰石刻壁画。它在内容上包括神话传说、典章制度、风土人情等各个方面。曲阜的画像刻石主要是墓室壁画,它再现了曲阜汉代的社会万象,反映了贵族商贾生前奢侈淫靡的生活。例如,有表现地主庄园和手工业作坊中农业、渔猎和手工业劳动的场面;有表现统治者生活的车骑出行、聚会、饮宴、战争、庖厨、乐舞、百戏、杂技、侍仆以及禽、兽、鱼、虫和各种建筑物等;有神话传说及祥瑞物,如四象神、各种奇禽异兽等;还有描绘日月星辰、山草树木等自然景物和装饰图案等。出土于徐家村汉墓中的画像石,共4石,一石刻字,为延熹元年(158年)刻,另三石均为浅浮雕,刻翼龙、人物。刻在墓门立柱上的拥篲人,身穿长孺,腰系布巾,双手拥篲,低头恭候宾客的姿态,体现了下层劳动人民的朴实形象。

旧县村出土的《庭院图》画像石,刻石为浅浮雕。图中二进院落,大门、双阙为第一进。第二进院落为一人露半身进入此门。院里楼阁相连,富丽堂皇,是房主人居住之所。三棵树冠高出墙面,四人正沿梯而上,有二人端坐抚琴,院中庭堂、台基、栏杆、柱子清晰可见,院外一人正迎跪一来者。

安汉里画像石,此一组画像是一座双室石椁墓。椁室中央隔板上的题字,刻篆书题记“山鲁市东安汉里禺石也”10字,“山”字双勾,标明籍墓主身份,共八石,分别是墓的四壁,墓室隔板和二室盖板。四壁分别刻象征四方之神的四象,东刻青龙、四爪伸出,右下方有一仙人手抓龙尾,画面刻有穿璧纹并有蟾蜍、熊、鸟、兔等点缀,西刻白虎,虎形刻条状斑纹,前后穿璧纹间刻有熊、鸟、犬、兔等禽兽,南刻朱雀,两朱雀展翅相对而立,外侧有图案,刻二人相对,左者一手执刀,一手执树枝状物,右者一手执刀,一手前伸,北刻玄武,一石二图,昂首相对,右边玄武上立一人,手持三枝果,向外一侧刻二人,左者右向侍立,右者向左跪,双手拱于胸前,在《弈棋图》中二人对弈,其中一人扬手高呼,在为自己的一着高棋洋洋自得,而另一人盘坐凝视棋局,全神贯注思考应战对策,画面构图简练,极为传神。1937年曲阜城东韩家铺汉墓出土的安汉里画像石,是山东地区第一次发现的完整画像石椁墓。

西颜村画像石,已残,现存四整格,中上格一楼双阙,楼门紧闭,楼上三人端坐,楼下四人迎候;中下格车骑出行,六骑一轺车,右上角主人凭几而坐,前有二人执笏立,身后一人执鞭侍立;右下格属下一人射鸟,旁系一马,右停一车。

大峪画像石长270.5厘米,刻车骑出行,计有五轺车,五辎车,一骑前导,一骑后从,二人前迎,奔马雕刻的最为传神,人物极为生动,车马出行图反映了汉代贵族悠闲的生活,极富生活气息。

五、汉画像石刻的艺术特点及雕刻技法

曲阜汉画像石刻构图复杂,细致绵密。在描绘众多的事物时,采用分层分格构图处理,画面内容丰富,结构布局疏密得当,均衡匀称,具有强烈的装饰感。如颜家村汉画像石采用四格,画面匀称而富变化,形式之优美,场面之大,人物景象多的特点,并采用了散点透视的构图,有主有次,既突出表现了主题,又包罗了必须登场的人物。旧县汉画像石庭院建筑画像,使用了鸟瞰法,其艺术成就是不可忽视的。浓郁的生活气息,反应在诸多汉画像石中,特别是狩猎场面,运用绘画艺术特长,捕捉事物情节发展的高潮,如猎犬猛扑猎物,二犬跃起咬猎物的场面十分逼真;车马出行刻画得绘声绘色,栩栩如生。马在当时不仅在于代步,更重要的是用于军事,汉画像石中的马刻得非常活泼,矫健异常,在不同的场面中采用了不同的雕刻技法。如在车骑中把马雕刻得异常肥壮,而腿刻得纤细一些,但在奔驰的场面,则将马刻得很匀称、瘦削,腿部粗壮有力。它真实地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社会生产;乐舞把戏中的舞女,刻画得体若游龙,以显其姿态之美,同时也是统治阶级豪华奢侈的真实写照;“伏羲女娲 ”取材于远古中的神话传说,青龙、白虎,朱雀、玄武四象神的祥瑞辟邪,反映了劳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

曲阜汉画像石刻的雕刻技法不拘一格,各种雕刻技法如繁花并茂,归纳起来有线雕、凹面雕、凸面雕、浅浮雕、高浮雕、透雕。早期多采用线刻和凹面线刻,晚期多凸面线刻和浅浮雕。有时又多种雕法并用,分期界限并不严格。其中,又以浅浮雕为主,浮雕和线雕结合应用,尤其在浮雕作品中人物的面部、手部及其他物象的细节部分,仍用阴线刻画。有的还用阴线刻小物象填白,如树枝间的小鸟,群兽间的小兽等。这种雕塑技法既不破坏浮雕的风格,又能显示出物象的层次和细部,形象、效果更佳。如曲阜旧县村画像石物象轮廓线外减地相当深,在几个局部交汇处形成数个层次。曲阜城东韩家村出土的安汉里画像石采用阴线刻,在平面石上用细条阴刻线的线刻划,用点纹和鳞纹来表现。又如曲阜于家村画像石则是凹面雕,先在平面上阴阳竖线条,再刻下凹的物象部分。“汉故乐安太守麃君亭长”、“府门之卒”的圆雕技法在汉代画像石中是很少见的,它们的形象和比例都相当准确,重心升高。

虽然,曲阜汉画像石刻延续的时间比较短暂,却具有较高的史料和艺术价值。它在我国艺术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,对汉代以后的雕塑和绘画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是我国文化艺术中的杰出代表和艺术瑰宝,为我们研究汉代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等提供了珍贵的实物图像史料。